相对于“高大上”，应急物流更需要“低微细”。

天津滨海“8·12”火灾爆炸事故已经过去好几天了，死亡人数让全国人民为之关注及悲伤。而这一事件昭示出的国内危化品风险防范管理和应急方面存在着的问题提醒我们，在经历SARS事件十二年后，国人在危化品乃至更大范畴、更多领域中的风险和应对能力依然有巨大的可提升空间。

回顾一下事件发生全过程：8月12日22点50分，消防接到报警电话后16分钟队员们就赶到了现场，在对明火进行消防处理不久后的23点30分，发生第一次爆炸，30秒后第二次更大的爆炸发生，然后，后果几近不可收拾。对于此事涉及到的消防指挥者而言，他们是按照火灾的一般处置逻辑进行灭火的，“以水降温”也是一般情况下的通常策略选择。

事实上，在没有人为破坏的前提下，火灾或爆炸的常见点燃源包括六个方面：明火、电气设备、机械碰撞和摩擦、静电、自燃、热表面。由于天津这次事件起火的初始位置是集装箱露天存放区域，可以排除电气设备原因。而23时30分左右也一般不会有作业的问题，其他四个原因也基本不存在，自燃就成为本次事件中最可能的起因。在已知的瑞海存放区的危化品中，硫化钠、硝化纤维素（即硝化棉）为易燃固体，一旦包装破损就会出现自燃。自燃之后引发大火就会殃及更大范围的危化品，当能量积累更大时爆炸也就发生了，而由于危化品存放集中，周边的连环爆炸也就随着发生了。

如果对比一下中美的应急管理体系，我们会发现，美国是自下而上建设应急体系的，联邦政府是最后被促动的，其过程是被需求驱动的。而中国则是中央政府强力推动的，地方则随着中央的节奏起舞。美国应急管理体系的特色和优势主要体现在政府和国民注重危机知识和危机技能的培训与学习，注重发挥公众积极性，发挥社区作用，形成了全民参与的预防文化，应急知识教育贯穿整个教育阶段，有较完备的应急预案体系，应急预案实用化、编制改进科学动态化，其应急体制模式是“大社会、小政府”。而我国的特点则反之，应急体制的设计及改动都依附于政府机构，应急管理办公室只是一个协调机构，而不是职能机构，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对突发事件的响应依靠领导层层批示来启动。这样的弊端使得国家应急水平始终停滞不前，无法跟上社会发展的脚步，最后出现严重信息不对称等问题。

此次事故的诸多客观背景也需要我们重视，其一，年均增长率为10%的危化品水上运输量与相应的配套储存中转设施不完备之间的矛盾。其二，地方和企业领导人安全意识普遍薄弱，对责任意识、职业道德、安全文化之类的培育重视不够，开展的安全教育和培训不深入，管理人员和一线作业人员的安全实操技能与应急处置能力不足，这些都是制约企业安全管理能力的瓶颈，使其存在如此大的隐患而不自知。其三，设施规划存在问题。对于是城市规划本身就存在弊端还是后期的违规改建这一问题，我们认为规划编制问题的可能性较小。从卫星图看，爆炸点就像是一个普通的堆场（一类或二类物流仓储用地），而并非是危化品堆场（三类物流仓储用地），原堆场改建为危化品堆场是行政部门违规修改规划（或涉事公司违反规划改建）的可能性很大。

为解决上述问题，国家也做了多方面的尝试，如国家自上而下花大价钱推动着应急管理事业走过十几个春秋，却收效甚微。虽说“高大上”的东西弄出了不少，比如应急指挥大楼敞亮了，显示屏也液晶了，可真正懂应急的人却不在这里。相对于“高大上”，应急更需要“低微细”，从一个一个风险因素查过去，将一个一个风险隐患去除出去，将一次一次事件的发生原因分析立刻变成规则、规范和行动，把一类一类的“解药”每时每刻都备好待用，事件一出现就能够判断出个子丑寅卯，应对方案自然也就能够做到有的放矢。

化工和其他行业领域不同，在和平年代、建设时期，它出现问题大致就相当于战争时动用了生化核武器，后面的衍生或潜在风险难以预计，不可估量。所以，不能只做“高大上”，一定要从“低微细”处入手做起。

针对天津滨海新区的这次危化品爆炸案，分析原因、总结教训、认定责任、避免同类事故再度发生是事故调查要经历的几个必然过程，这都是系统性、科学性很强的工作。事实上，从原因推结果相对容易，而从结果找原因则困难重重，因为造成某个结果的原因可能很多，如果能够在诸多原因中确定最为合理的那个，需要进行反复调查，可能还要进行实验。除此之外，找到真正的事故原因还可能要有一点点幸运的成分。这些所有的因素累加起来才能够最后确认一个基本无误的事故原因，可以想见做好这个工作有多么困难，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但是，由于调查结果对于后面的事故防范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不管多么困难，其价值和意义都是很大的。

（作者单位系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